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史学立场与方法

中共党史属于历史，虽然其政治性较强。既然是历史，其研究就要遵循历史学的规范与方法。其中首先就是一个核心的、也是聚讼纷纭的“客观性”或“客观立场”问题。

李剑鸣概括违背史学范式的情况主要有：逆推（无限追溯历史渊源和结果倒退）、孤证、抽样作证、过度引申、用“后见之明”评论历史人物等。
    二、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没有问题就没有真正的史学。问题是智力的引擎。否则只能是剪刀加浆糊。

新问题的提出往往是直接间接的时代折射（时代认识高度和时代特有的现实问题的映射）；问题的提出取决于学养（专业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和悟性。问题符合史学范式，是恰当的史学问题。

有了问题方法才能落实。史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因果分析、比较方法、定量分析、心理分析等。

三、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现实关怀

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但归根结底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旨。

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考察。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尤其是在“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思维和行为下的激烈否定、基本否定，到执政思维和行为下的理性看待，再到新世纪的高度评价，既反映了时代主题的变换，也反映了中共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

第一阶段，从建党到抗日战争爆发。其特征是承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衣钵。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下，其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哺育的知识分子，像陈独秀等还是该运动的旗手或弄潮儿。中共成立后不久，又肩起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性评价必然居于主导地位。

陈独秀：“国故、孔教、帝制，本来是三位一体”，“像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

瞿秋白：“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纲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纲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

陈独秀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拒斥，根深蒂固于历史进化论和经济决定论。

中国共产党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拒斥，与近代以来儒学总是被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的势力所利用这一情形也有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拒斥不仅表现在文字上，而且表现于行动上。

第二阶段，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其特征是在延续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同时，对传统文化力图作出较为理性的评价。

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内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发表演讲，从正面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这在中共历史上是首次，虽然，在他们的演讲中，真正涉及该问题的文字并不多。

1月5日，张闻天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 。1月9日，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同张相同的立场。

概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封建主义的，但有优秀成分；正确态度是批判地接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一立场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适应新形势做出了调整，使原有立场更富弹性也更趋理性。进一步言之，抗战期间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立场或态度调整，并非是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背离，实际上可以视为深化。他们在力图理性看待传统文化的同时，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三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但是，反传统文化的一面，无论就时间而言还是就力度而论，均处于强势，而理性地看待和汲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则显得小心翼翼，且主要出现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和1960年代初期纠“左”、调整政策之际。

毛泽东在1958年8月审阅中宣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加写的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主要的还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1960年12月，在接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1966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外宾时曾谈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1968年10月，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谈到，自己有点偏向，不那么高兴孔夫子。还对学界的反孔、尊孔两派进行了一番点评。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谈到批孔。几天后，“两报一刊”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进了批孔的内容，但并未引发运动。

林彪事件之后，将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并由此展开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完全是出于极左的政治需要，对孔子、对儒学完全是谩骂式的攻击。

第四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80年的理性和审慎；1990年代后的高评。

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调整或改变，一是“八九”风波促使中共中央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变”中国，如何有效地抵御“西化”成为执政的重要课题；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人们价值观选择的多样化现实，如何或拿什么才能最有效地凝聚人心。

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凝聚社会的政治旗帜。爱国主义教育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中国悠久历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990年1月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集中阐述“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这在中共历史上、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还是第一次。

需要指出的是，李瑞环的讲话并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落实弘扬民族文化的具体措施，包括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以丰富和提高民族艺术的表现能力；造成重视民族文化的舆论环境；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要有总体规划；要研究制定相应的经济扶助政策，等等。

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006年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第七部分“民族文化保护”中专门有一条讲“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并提出了具体措施。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决议”评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讲话中（主要是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5月4日在视察北京大学时的讲话等）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此前党的领袖相比，习总书记的讲话有三个重大不同或前所未有。首先，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价值观。其次，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前所未有——“站稳脚跟的根基”，“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民族的基因”。再次，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与现代性转化寄予厚望并提出具体要求。 

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有保守特征的。文化的历史和其性格的保守似乎成正相关关系。儒学重秩序、规范、和合的价值理念，当然与现代革命运动存在天然的紧张甚至对立。中共过去作为革命党（包括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依然秉持革命党的理念、思维和行为）对传统文化持激烈的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调整对传统文化的立场。保守和反动不能也不该划等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价值理念，可以经过现代性和创造性转化，有效地服务于执政党执政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