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陆路边境局部的有限反击作战。这场战争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它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内经济建设和处理复杂国际政治关系所提供的历史借鉴不容忽视。这场战争展现了毛泽东同志处理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问题的高超艺术。从中也能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处理这一重大而复杂边界问题的模糊思维方式。
一、自卫反击战的时代背景
中印边界纠纷由来已久。中国与印度边界中国一侧,地形以高山和丛林为主,地形险峻,气候恶劣,交通困难,一年中半年时间为冰封期。中、印本是友好邻邦，边界争端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完全是近代英国殖民主义者人为制造，以及当时印度政府领土野心急剧膨胀、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结果。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四年七月，英国、中国和中国西藏地方三方代表在英属印度西姆拉开会，讨论西藏地位问题。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威廉·亨利·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代表，采用不正当手段同西藏地方政府搞了一个边界换文。其中将中印边界从阿萨姆平原边缘向中国西藏方向推移一百五十公里，新边界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西起中国与不丹边界，东至独龙江流域的伊索拉希山口，长约六百五十公里，将原属于中国西藏当局享有管辖权、税收权和放牧权的约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英属印度。对于这条根本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边界线”，中国政府历来不予承认。英国政府也迟迟未敢公布。直至二十二年后的一九三六年，“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直到一九五四年一直注明是“未标定界”。中国政府一直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这就为中印边界纠纷埋下了种子。整个中印边界全长约两千多公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界，只存在一条传统习惯线，分东、中、西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领土。东段争议领土约九万平方公里，全部被印度占领。中印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印度地图已将其作为正式、合法的边界线，并于一九八七年宣布成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中段争议领土两千一百平方公里，分为四处，全部被印度占领;西段争议领土三万三千平方公里，主要是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其中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都控制在中国手中。以上三段合计，印度实际控制有争议领土九万两千平方公里，占百分之七十三点五;中国实际控制有争议领土三万三千平方公里，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度作为中立国家、不结盟运动领袖、万隆会议的发起者、“潘查希拉”原则的创始者之一，也很容易博得国际同情和舆论支持。
中国周边环境趋势恶化。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的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其目的是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对所谓的“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其实质是美国干涉东南亚国家内政、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称霸太平洋的一个工具，也是针对中国的一个军事组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环境对中国非常不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北方有苏联政治和军事威胁，东方和东南方有美国控制下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联盟。一九五九年，越南南方又出现反对美国支持吴庭艳政权的革命斗争。越共中央决定趁机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实现南北统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表明了援越抗美的态度和立场。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美国派遣四百名特种作战部队和一百名军事顾问进入南越，开始镇压越南南方人民武装斗争。一九六二年年二月，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已参加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其侵略矛头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而间接指向中国。正当中国南部边疆形势紧张之际，北部中苏边境也不稳定。一九六二年三月至五月，发生了中国六万多居民因苏联策划和煽动，从新疆伊宁、霍城和塔城等地越境进入苏联的严重事件。在伊宁市，接着出现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也都卷入了这一事件，从而导致中苏两国领事关系在这一地区中断。此外，台湾蒋介石集团以为有机可乘，准备伺机反攻大陆。东南沿海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与此同时，一些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机会和借口攻击中国，宣称中国好战，只要革命不珍惜和平、反对和平共处等贼喊捉贼的呼声甚嚣尘上。
三年困难之后国内经济开始恢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运动等左的政策，导致全国粮食短缺，造成国民经济失衡萧条。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召开时，尽管国民经济调整有明显成效，但整体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仍在下降，大大低于一九五八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二点四，轻工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一点六，重工业总产值下降百分之四十六点五，财政收入减少百分之三十七点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减少百分之十二点八。全国城乡居民人均粮、油、布的消费量，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持续下降，人民生活处在建国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屋漏偏遇连阴雨。加之苏联当局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我还债，更使脆弱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
印度发生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一九五八年，印度外汇储备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外债增加了百分之九十，财政赤字达到九十亿卢比，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二五’计划所规定的一些主要工业生产指标远未完成。”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印度人民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全国范围内的反饥饿斗争、罢工斗争、土地斗争和抗税斗争连绵不断，社会秩序动荡不已。印度政府为了摆脱困境，转嫁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转移印度人民反对政府的视线，趁机便把中印边境问题和“西藏问题”作为转机，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华浪潮。
二、自卫反击战的基本过程
就是在这种交错复杂、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中国人民被迫进行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和中共决策层对中印关系处理的高度智慧。
首先是有备：确定了“不能有两个重点”、“不能把友人当敌人”的国策。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政府一直把建立和发展与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但是，印度政府对中国善意的外交方针，却以许多不友好的举动来回报。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印度乘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处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解决采取了搁置争议的权宜之计。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承认中国在藏主权，放弃了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在藏特权。但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政府却片面修改官方地图，并在麦线以南地区设置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并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印边界中段和西段。一九五四年六月，印度在中段侵占中国达巴宗所属的乌热，制造了第一次紧张对峙。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对应邀访华的印度总理指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因此，“国与国之间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都要解决。”然而，印度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到一九五八年秋季，就在中段侵占了中国的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和拉不底等地，在西段侵占了巴里加斯。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印度政府不仅公然支持叛乱分子，而且乘机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将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把印度看成“朋友”。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他在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复上这样写道：“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坚定、坦诚、友好的这番话语，向印度交了“底”，表明了中国的鲜明立场。
其次是有让：提出“双方各退让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和十月二十一日，印度先后在中印边界东段的郎久村和西段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我边防部队立足自卫，适度反击，打击了印军的挑衅行为。一九五九年十月三日，毛泽东为了避免双方再次发生流血事件，提议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建立一个无枪地带，由民政人员管理。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在致尼赫鲁的信中写道：“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印度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和真诚愿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仍然单方面在实际控制线的中方一侧停止了巡逻。中国政府“退避三舍”的决策产生了积极作用：不仅印度政府扩张领土不要和平的蛮横面目在世人面前暴露无遗，而且苏联、美国也找不到给我国制造麻烦和横加干涉的任何借口。由于中国政府的极大克制和忍让，中印边境局势在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期间有所缓和，也比较稳定。
再次是有理：提出“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方针。
然而，好景不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印度政府利用中国暂时内忧外困的不利形势，极力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不断向中国境内进逼。其办法就是所谓的“前进政策”。即印军尽可能多的在中国控制地区建立哨所，逐步改变军事力量对比，并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遏制甚至截断中国的补给线，以最终达到赶走中国军队、侵占中国领土的目的。至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一直由中国控制和管辖的地区设立了四十三个据点，在东段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二十四个新哨所。这样，中印军队在边境就形成了犬牙交错、武装对峙的严重态势。
为了有效遏制印度所谓的“前进政策”，中国政府采取了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的策略方针。一九六二年七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向中国巡逻队进行武装挑衅，制造了加勒万河谷事件。毛泽东在听取了这一事件的汇报后说，印度在我国境内寻衅滋事，我们完全有理由反击，但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因为第一，要进一步暴露尼赫鲁政府的真面目，让其在世人面前输理;第二，争取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同情和支持我们，特别是要争取中间派。我们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十六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总参谋部对反蚕食斗争又进一步作了完整表述：“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形成了对印斗争的“二十字方针”。“决不退让”就是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逼近;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避免流血”就是不开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入侵之印军，网开一面。基本形式是顶、逼、围、堵。其核心是“武装共处，决不退让”。我们的办法就是军事共处，长期斗争，又斗争，又团结，又开火，又谈判。
最后是有利：“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
印度政府把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姿态错误地认为是软弱可欺，气焰更加嚣张，竟然命令印军把中国军队从其所谓“东北边境特区”“清除掉”。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打狠打痛。”十月二十日，印军两万余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我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在西段，干脆利索地清除了印军在我国境内非法设立的四十三个侵略据点;在东段，赶走了侵入克节朗、达旺等地的印军，共歼灭印军两千余人。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但遭到印度政府的无理拒绝。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六日，印军再次向我边防部队发起新的军事进攻。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再次给印军以重创，才能创造两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统一部署，我军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经过激烈战斗，先后击退了侵入西山口、邦迪拉、瓦弄、班公洛和里米金地区的印军，并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地区。
经过一个月时间两个阶段的首次自卫反击战，我军在东线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西线全部肃清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全线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线边界中国一侧距边界二十公里处，以我军的完全胜利、印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了这次自卫反击战。其间，我军总计歼灭入侵印军八千九百五十三人，其中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军方人员四千八百八十五人，俘获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军方人员三千九百六十八人;这次反击战中，我军也伤亡两千四百余人。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无论面对多么严峻复杂的局面，都有坚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意志和能力，一切入侵者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
此外是有节：让世人看清“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
正当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收复中国领土，并乘势向东、向中、向西段传统习惯线以南挺进(最远深入到一百公里以上)扩大战果时，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政府突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并于当晚十一时发出《关于向干部和群众宣传解释我国政府十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中印边境问题重要声明的紧急通知》，“说明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让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中国边防部队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开始，主动撤回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内侧二十公里地区。并将缴获的武器、车辆擦拭维修，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中旬交还印度;对被俘人员给予优待，随后全部遣送回国。这是中国政府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表明：我们是为正义而战，而不是为改变中印边界现状而战，边界问题的解决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
我国适时收兵是出于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考量。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次反击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它展示了周恩来总理总结的中国处理国与国争端的基本理念。这就是：一要等待，不要将己之见强加于人，当双方矛盾无法解决时，最好的办法是等待对方自己觉悟，而不是急于求成;二是绝不开第一枪，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绝不会先对别人不好;三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妥协、退让、警告，到一定程度逼得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击，否则就会被人认为是软弱可欺;四是“退避三舍”，退是给对方以认真考虑反省的余地。有头脑的人会认为我们退让不是软弱可欺，利令智昏者则会误判形势，认为我们软弱可欺，逼迫我们奋起反击，最后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熏陶铸就的民族传统和生存法则。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高瞻远瞩、宽以待人但绝不受人威胁凌辱的底线思维和坚定立场。毛泽东在严峻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印边界争端从有备、有让到有理、有利、有节的正确决策，全过程体现出其思维深层空间典型的模糊思维方式。就是“人们经常碰到在对象可能性的二值(好与坏，对与错，真与假，应与不应等)判断时，无法确定其一，而在二值间选择逼近真值结果的这种意识。”“其优势是可在全面、长远、必要中归寻到一个粗值;它能缓和紧迫，摆脱次要和决策复杂;有助于对眼前和即刻的应对;处理感情方面的问题时作用较大。其劣势是面对非宏观、非长远、比较具体和需要坚守原则、规范的对象进行思考时就显得无能为力。遇到有定性、定量方面要求的内容或对象则暴露出局限性”。面对中印边界这一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应该解决还是不应该解决的二值判断时，毛泽东选择逼近真值结果的模糊思维方式，主张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等条件成熟时再通过谈判予以解决，而不是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中印边界的历史现状。尽管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的完全胜利，但我们在非常有利形势下，还是主张撤兵，退回到传统习惯线以北内侧二十公里地区。这样，就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树敌的不利局面，粉碎了反华势力，分化了敌对力量，团结了绝大多数友好国家，求得了最大程度的国际谅解和舆论同情，缓和了西部边境局势，摆脱了印度等国家非主要矛盾的纠缠，形成了维护国家整体、长远、根本利益的有利态势。
三、自卫反击战的历史意义
确保了中国战略力量合理配置。对印的反击作战是在中国所有的和平努力都不能遏制印度侵略扩张行动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艰难决策。通过“打狠打痛”的战略目标，迫使尼赫鲁政府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的轨道上来。这样，使得中国能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应对来自东部和东南部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集团的严重威胁。
逆转了对我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印边境争端发生后，以美苏为首的反华势力掀起了反对中国的大合唱。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政党和中间派国家也随声附和，发表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此时的印度所作所为实际充当了反华急先锋的角色。面对群狼环恶的危机局面，中国只能果断出手，坚决反击。打在印度当事者身上，疼在美国和苏联当局心上，才使我国变被动形势而处主动态势。
维护了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毛泽东面对的无论是美国的威胁，还是苏联的压力，抑或印度的扩张，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始终坚持中国是不会有丝毫妥协与让步的，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只有自卫反击，才能表现我们的国威军威，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保障了中印边境半个多世纪的安宁与稳定。
(作者单位：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