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2日，经杨钟健介绍，北京高等师范修业期满的魏野畴到华县私立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教员。1922年3月底，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王复生到咸中任教。1923年，其弟王懋廷亦到咸中任教。五四运动前，新思想、新文化难过潼关，是他们为咸中带来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为陕西乃至西北带来了希望与曙光。特别是在师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揭开了西北地区历史崭新的一页。

魏野畴到咸中后，热心教育事业，立志改革教育，改革社会。他除了主持教务，每周授课24小时外，还抽空在华县、西安等地调查教育状况，提出了“缩短学制、精选教材，用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去代替封建主义的一套教学内容，颇有创新的见解和主张。他尖锐指出：若继续使用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宣传封建主义毒素，是无异把粪便给学生吃。历史教科书不良，实在可烧。”在他的倡导下，咸中增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文字学》、《薄记》等课程，经常向学生介绍《向导》、《先驱》、《秦钟》、《共进》、《新青年》、《独秀文存》等进步刊物，指导学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 、“青年会”、“体育会”等组织，开展学术讨论。每逢城区集日，带领学生到街头宣传、演讲、演出。他自编自导的《木兰女士》、《孔雀东南飞》等新戏，不但师生爱看，农民也爱看，一时轰动了华县城乡和周围各县。如此德才兼备、锐意改革的时代精英，谁不欢迎，谁舍得离去，难怪魏野畴1922年10月离开咸中时，杨松轩先生一再挽留，苦苦哀求：“魏先生，你再可怜可怜咸中，继续留下来吧！” 杨先生哪里知道，魏野畴其实还有更大的革命使命在肩！

王复生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担任乙、丙两班国文，一口云南话，开始学生听不懂，但他教书极认真负责，几个星期下来，听惯了，学生不但能听清听懂，还喜听爱听。他与魏野畴合作共事半年多，除向学生介绍《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外，还推荐《水浒》、《红楼梦》、《宋元戏曲之文章》、《元曲选》等书。他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渗透到课堂教学之中，经常选《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章讲解，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帮助学生分析评论宋词、元曲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他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受到学生欢迎，同学们高兴地说：“王先生一来，说的是进步话，宣传的是新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学校的生活很活跃。”连魏野畴也在给杨钟健的信中称赞他“新教员王先生讲一点社会主义，我极力欢迎这样的人物来陕。”

王复生热爱青年学生，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和他们一起改造社会。1922年冬至1923年春夏，他和赤水职业学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尚德经常来往，多次一人去赤职，有时带几名进步学生。一次，他带领进步学生潘自力、吉国桢、关中哲、杨慰祖、杜松寿等到赤职，专门研究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之类的组织，结果成立了“赤社”（在咸中叫青年励志社，即共进社华县分社），有10多个人，开了会，照了相。他还在咸中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

每逢华州集日，王复生总要组织学生，上街演讲、演戏，批判旧思想、旧道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唤醒民众。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京汉铁路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制造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消息传到陕西，王复生组织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滔天罪行，并在华县城区游行示威。春暖花开，他又带领学生攀登少华山。穿过密密竹林，淌过涓涓溪水，在鸟语花香中登上主峰，观太花之雄奇，赏黄渭之飘逸……脚下的千顷青竹，十里银杏，良田沃野，村堡农舍……让学生们细细品味古郑国的悠久历史，实地体验瓦岗英雄王伯当、梁山好汉九纹龙史进的造反精神。

1922年深秋的一个黎明，学生尚未起床，王复生手捧外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借着晨曦，正在校园专心致志地阅读。突然发现教室有一线微弱光亮，便轻轻走进教室，发现一个学生在油灯下抄写国文课本。为了不惊动学生，他默默站在旁边。学生抄完一页后才发现站在他身旁的先生，连忙放下笔，站起身道：“王先生好！”王复生微笑道：“继续写吧，做完作业后，回寝室再睡一会！”他怕误了学生学习时光，径自走了。此后一连几个晚上，他都发现这个学生坚持在油灯下抄写国文课本。后来才知道该生家境贫寒，为省钱，只交学费，不买课本，借同学的课本抄写。尽管王复生薪酬微薄，又要供在京上学的弟弟，但仍毫不犹豫掏出衣兜的钱，拉过学生的手，把钱放在他手里。学生一下不知如何是好，泪水直流，哽咽着说：“王先生，我，我不能用您的钱……”王复生温和的说：“英雄是不流泪的，快买本国文课本吧！”这个学生就是王复生将原名关中贵改为关中哲（即含无边智慧之意）的进步学生。王复生像这样关心学生何至关中哲一人！

1923年夏，王复生带着潘自力、关中哲、谢寰江去北京复学，离开咸中时，二三十名学生欢聚一起，依依不舍欢送自己可敬可爱的王先生。他离开后，弟弟王懋廷又到咸中任教，宣传马克思主义。

魏野畴、王复生都只在咸中任教一年多时间就离开了，但却播下了革命火种，其进步学生相继走上革命道路，为以后党团组织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正如杨钟健所说：“咸校之基础亦日见巩固，一时咸中毕业学生遍及国内外。华县亦成为陕西文化中心之一，也出了不少革命人物和不少共产党员。”

（邵拉雄   郭进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