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渭南的抗美援朝运动综述

渭南的抗美援朝运动综述 ………………………(1)

抗美援朝大事记   ……………………………………(7)

抗美援朝大事记  …………………………………(7)

参展志愿军回忆录 …………………………………(9)

梁志振：上甘岭战役的侦察连长  ………………(9)

胥增宝：打不断的电话线 ………………………(11)

张天恩：难忘在朝鲜的日子武茵茵采写 ………(13)

张星灿：192师激战临津江盛星辉  ……………(17)

杨柳俊的回忆 ……………………………………(23)

我的抗美援朝岁月 …………………………………(24)

耿中直的抗美援朝……………………………………(27)

渭南的抗美援朝运动综述

一、广泛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渭南人民正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崭新的精神面貌建设新中国的时候，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悍然扩大侵朝战争，并很快将战火燃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英明果断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央的号召一呼百应，一个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渭南也在其中。当时的渭南行政上称渭南分区后称渭南区，辖渭南(今临渭区)、临潼、蓝田、华县、华阴、潼关、大荔、朝邑(1958年11月并人大荔县)、合阳、韩城、澄城、白水、蒲城13县，1952年5月增辖富平、耀县、三原、泾阳、高陵5县。200万渭南人同仇敌忾，迅速掀起了一个触及社会各个阶层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从1950年10月下旬开始，渭南地区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动员大会，成立了抗美援朝组织，渭南区、渭南县、澄城县等成立分会，华县、韩城县等称委员会，举行抗美援朝游行示威，在各工厂、学校、剧院、街头、巷里几个民主人士先后组织召开座谈会、诉苦会，工商界也单独进行示威游行。如渭南县，分会有委员17人，其中主任委员1人，由县委书记权秉华担任，副主任委员2人，常委17人。澄城县分会由县委书记雷振东担任主任。潼关县组织定期(每月25日)的各界人士座谈会。渭南把机关、学校组织成宣传小组在各剧社进行时事宣传，各剧社并排练了抗美援朝的小型秧歌剧，经常在街头进行演出。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誓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的学校还组织了学生宣传队，分赴农村开展宣传活动。许多热血青年踊跃报名，积极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1951年3月3日，中共渭南地委转发陕西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向人民宣传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及铲除非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决定》，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成立了渭南分区抗美援朝分会。4月中旬，渭南各县按照上级“五一”示威宣传大纲的要求，分别订阅《陕西日报》、《群众日报》、《新青年报》、《西北于人报》，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揭露美军侵略行径、控诉地方土匪恶霸罪行、声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进行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活动。随后，各县的抗美援朝分会也相继成立，具体指导渭南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5月1日，全区3个县、107个区、150余万人在各级分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自内而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由城市到农村的基本步骤，有组织地对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形势教育和思想发动工作，同时还把群众的爱国热情及时地引导到搞好本职工作中去。这期间，采取举办轮训班、时事讲座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结合正在开展的整党整风运动，广泛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线的辉煌战绩，及时粉碎了社会上残余反动势力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稳定，消除了群众中存在的恐慌心理，保证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

二、踊跃报名参军参战 纷纷签订爱国公约

在陕西省委指示下，1951年4月中旬，渭南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各级通过深入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形成了参军热潮，短短的一个月，经过审查正式入伍的已达10412名（原报12000余名后又经接兵部队审查掉2000余名，故此数系实交部队数），占总任务的五分之三。蒲城、朝邑，潼关等县已基本完成了全部任务，蒲城分配任务1992名，已完成1820名，占总任务的百分之九十多，朝邑任务为1300名，完成1280名，短20名，潼关任务是552名，完成439名，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八十。顺利完成了三个月的扩武工作。时至1951年10月，全区广大爱国青年积极响应报名参军达10万余人，经检查合格批准17228名青年入伍，开赴抗美援朝前线。11月渭南军分区独立二团(原独立五团)奉命上调西北军区统一编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各省、市发出通告，号召在全国进一步引深抗美援朝运动，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通告要求各地在1951年“五一”节期间都要组织以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为主要内容的游行示威。渭南各县的抗美援朝分会都学习讨论了抗美援朝总会的通告，号召各级干部、党员、团员都要站到抗美援朝运动的最前列，积极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缔结和平公约宣言的签名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投票活动，从6月中旬至9月下旬，全区签名人数已达830445人，随后各地相继签名者又有25526人，两次签名人数共计1085909人，约占全区人口50％。并发动全民订立爱国公约，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根据抗美援朝总会的部署和要求，渭南各县自上而下组建了宣传网，随后至12月上旬，包括机关干部、党员、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在内的宣传员、报告员迅速行动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宣传大军，在城乡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高潮。5月1日，渭南县全县城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群众245255人，占全县人口的75％，其中签名219345人，3月8日，渭南县召开群众大会，各村也普遍掀起了示威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故市西板桥的妇女秧歌队在“元宵节”、“三八妇女节”期间， 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一连活动了3天，其中三个50多岁的老人穿着大红袄、绿裤子，戴着眼镜，举着大旗在秧歌队中高呼“抗美援朝大闹生产”的口号，各地根据当地情况，先后组织了对恶霸、土匪、日本的诉苦会，潼关是受过日本侵略军炮弹轰炸最严重的地方，农民群众诉说日本炮弹炸毁了自己的房子，炸死炸伤数人，抢东西、打人、拉民，老百姓吃不上穿不上的痛苦生活。澄城揭发了一贯道的罪行，大批善良上当的农民诉苦退道，引起了群众对一贯道、日本、美帝的痛恨，使农民深深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军是为人民办事，尤其是土改后的农民说，有地、有房、还不搞生产，咱干啥!日本还想来中国，他做梦吧!加之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战绩消息相继传来，更激发了群众抗美援朝的斗争情绪。

三、开展爱国捐献运动 慰问载誉归来的志愿军

为了加强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渭南各县、各个单位、各乡村均成立了推行爱国公约委员会。蒲城的五区105个村党支部带领全村群众订立和推行爱国公约，创造了“抗美援朝爱国日”，爱国公约运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也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根据上级的部署，渭南地区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这一时期，全区共捐献飞机6架，入库人民币54亿元(合今54万元)。其中渭南工商界捐赠飞机一架，大炮两门，人民币10万元，街坊7座。在捐献中，有捐生活费的，有捐首饰的，还有捐粮食、棉花、军鞋、干粮袋、针线包、毛巾、牙膏、房产等。潼关县截至4月11日共捐人民币12.78万元，为援朝部队代购驮骡25头，雇请驮夫20人，转运粮食120多万斤，代购生猪20头，活鸡5000多只等。

各级把慰问品送到前线，带去了祖国人民的亲切慰问和乡情，志愿军指战员深受感动和鼓舞，不少战士写信给家乡，不辜负祖国和家乡人民的期望，要奋勇杀敌。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历时三年胜利结束，渭南地区开赴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共17228名，780名志愿军为国捐躯，数以万计的英雄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他们为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有的带着伤痛回国后，在党的领导下，默默无闻地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从不向党和政府谈任何条件，索取任何报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为国捐躯的先烈们，他们是渭南人民优秀儿女的代表，是中华民族的精英，祖国的瑰宝。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培育了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谱写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凯歌，描写了新中国的壮丽画卷，创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业绩，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今天，这些先烈虽然已离开人间，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英雄形象，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我们渭南人们的心中，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性伟大爱国运动，它直接支援了中朝两国军队的反侵略正义战争，对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均给予了极大支持。抗美斗争前线的不断胜利和祖国后方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开展，有力地清除了少数人残存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极大地振奋和增强了渭南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空前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增进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推动渭南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解放战争胜利和土地改革完成之后，渭南地区的工人、农民乃至不少基层党员干部中曾经一度出现“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倾向，经过抗美援朝运动，广大群众真正在思想上树立起了“国家”的观念，认识到保卫祖国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保自己的家园，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系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科长吉亚力)

抗美援朝大事记

1950年10月下旬  渭南地区各县200万人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各县成立了抗美援朝组织，渭南区、渭南县、澄城县等成分会，华县、韩城县等称委员会，举行抗美援朝游行示威，在各工厂、学校、剧院、街头、巷里几个民主人士先后组织召开座谈会、诉苦会，工商界也单独进行示威游行，签订爱国条约。潼关县组织定期(每月25日)的各界人士座谈会。

1951年3月3日中共渭南地委转发陕西省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向人民宣传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及铲除非特、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决定》，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成立了渭南分区抗美援朝分会。

1951年5月1日渭南全区3个县、107个区、150余万人在各级分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自内而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由城市到农村的基本步骤，有组织地对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形势教育和思想发动工作，同时还把群众的爱国热情及时地引导到搞好本职工作中去。

1951年2月18日中共渭南地委、渭南专署在渭南县城召开人民武装大会。这次会议后，渭南各县的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普及深入和持久开展的新阶段。至1951年10月，全区广大爱国青年积极响应报名参军达10万余人，经检查合格批准17228名青年入伍，开赴抗美援朝前线。11月渭南军分区独立二团(原独立五团)奉命上调西北军区统一编队，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各省、市发出通告，号召在全国进一步引深抗美援朝运动，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个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

1951年6月2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和做好优抚工作的三大号召，渭南地区抗美援朝各分会紧密结合抗美援朝运动和各自生产实际进行贯彻落实。响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号召，开展了拥护中、苏、美、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的公约签名运动和反对美帝单独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投票，签名人数达全区人数的75％以上。

参展志愿军回忆录

梁志振：上甘岭战役的侦察连长

我叫梁志振，1926年7月出生，现年83岁，家住潼关县秦东镇苏家村九组。1949年5月潼关解放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部队参加了解放商洛、四川等地战斗，先后任副班长、班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所在部队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号召，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首批赴朝参战。

进入朝鲜后，10月25日,在朝鲜人民军队的配合下，在中朝边境附近地区，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进攻，将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驱逐到了清川江以南，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在这次10天的战役中，由于我表现突出，被批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12月份，“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失败，退到“三八线”以南，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打破敌人“先停火，后谈判”的阴谋，向敌人发起了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对敌人进行全线进攻。当时，我任侦察排排长，在9天的战斗中，多次深入前线侦察敌情、搜集情报，抓获美军“舌头”十余人，有军官、士兵，为部队提供了有价值情报，并参加解放汉城的战斗，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1951年与美军边谈边打，也发生了多次小战役。1952年10月，谈判破裂，美军发动全面攻势，志愿军进行反攻作战，与美军进行了规模大、时间长的上甘岭战役。这时，我已是志愿军的一名侦察连连长，参加上甘岭战斗，担任突击队、坚守重要阵地，我连歼灭敌人无数，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进攻，确保了阵地安全。在这次战斗中我荣立了两次一等功，得到国内慰问团和金日成的接见，获得了各类纪念章多枚。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所在的部队转入朝鲜首都平壤负责保卫工作。1956年6月回国，在朝鲜整整战斗生活了6个年头。（摘录《渭南的抗美援朝》）

上甘岭激战

胥增宝：打不断的电话线

我是韩城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战场上通信兵的英雄形象我60年难忘。

电话线是部队作战的“神经线”。在金城战役中，我们部队以马良山为依托，利用左、右、后三个方向的有利地形，设立了师、团、营、连四级观察指挥所以及几十门火炮阵地，它们之间，由电话线沟通。一次，有线班长赵华伦率领电话兵跟随团指挥部执行任务，当把电话线架设到指定位置安装话机时，因地冻地线棒插不进地内，电话通不了。眼看着敌人就要向我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猛然间，战士韦平贤果断地脱掉自己的鞋袜．光脚板站在冰雪地上，用手紧紧握住地线棒，高声说：“快摇电话!”瞬间，耳机内传来“我是长城”(炮阵地代号)的声音，指挥员不失时机地下达了打击敌人的命令。

敌我双方争夺100高地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的时侯，美军飞机轰炸了我军阵地右后侧的津川交通要道，把团指与师指之间的电话线给炸断了，两级指挥所中断了联系。紧急关头，解海潮没等指挥员下命令，背上电话机提着电话线拐子就向断线点冲去。当他接通一处断头后，看到被炸的地方狼藉一片，根本无法找到另一处断线头。为了尽快接通电话，他打算在此接头处绕道，向前拉一条新线路。正当他提着线拐穿过硝烟朝前跑去时，敌人打来的炮弹在身旁爆炸，他的右臂被炸伤。他顾不上包扎伤口，忍着疼痛坚持找到了另一端电话线断头，接通了断线，立刻，电话耳机内传来“通啦!”“电话通啦!”的欢呼声。他兴奋地忘记了自身的伤痛，站起身准备返回指挥所，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敌炮弹再次在他身边爆炸，刚接通的电话线又被炸断了。解海潮的左腿又负伤了，他咬牙忍痛向前爬行，先找到了一个断头，当找到另一断头时，中间缺少一米多长，怎么也接不上。他挣扎着脱掉自己右腿上的鞋袜，把断线的一头捆扎在脚拇指上，转过身用手握住另一个断头，用肉体把电话接通。顷刻间，我们的大炮开火了，炮弹在敌群里连续爆炸，敌人死伤惨重，敌我高地之争的战斗，我们打赢了。（摘录《渭南的抗美援朝》）

张天恩：难忘在朝鲜的日子

武茵茵采写

我是渭南河西乡崖头村人，1946年参军后便一直随部队转战南北。1948年5月入党，1951年5月以前在第1野战军4军10师28团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1951年6月，部队在宁夏驻防时，被上级抽调到天水第一高级步校5中队学习。1952年7月步校整编，整体调入石家庄第二高级步校政治营(4营)16连学习。1955年2月毕业，被组织分配到志愿军23军69师206团3营任政治指导员，1955年5月被授予大尉军衔，同年入朝。

当时，在朝鲜的志愿军分三道防线，我们23军在一线，我所在的206团在开城左翼丁字山一带守防，每个营半年轮换一次上阵地。1957年5月，我们3营上了阵地。在长达10华里的阵地上，从东到西的每个哨所我都亲自查看，指导工作。当时，每隔一两天就有五、六架美国飞机在我们阵地上空盘旋，派遣过来的特务也不断摸上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抓特务，严防敌人偷渡。阵地中间有一段较为平缓的地段，沈阳军区派来两名战士，一只侦察犬，日夜不停地巡查。同时，我们还护送人民军便衣，进人南朝鲜侦察。

不上阵地的时候，我们就在“三八线”后边整训和执行其他任务。停战后，部队生活比较艰苦，战士们住草房，自己动手种白菜，每天吃两顿高粱米一顿细粮，但部队思想稳定，大家深知志愿军所担负的光荣任务——“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由于部队生活的必需品全靠60余匹马来运送，所以，夏季要组织干部战士去山上割马草，把牲口过冬的草料备够。为了改善部队住宿条件，国内派来了技术人员(着便衣)指导我们搞建设。我营除给自己修建营房外，还抽出一个连给团部盖房，这些都由我来负责。那时，我整天待在工地上，和战士一起吃住，连续工作三个月，胜利完工，没有发生一件人身事故，而且保证了质量。全营战士均住上了崭新的营房，洗澡有了澡堂，结束了住草房和用汽油桶在河滩洗澡的窘况。

1957年7月，遵照上级指示，我们要修复过去战争年代挖的坑道。我带了两名连的战士，住在距驻地六、七十里的大山坡上，要常常翻越前后两座约三四十米高的山顶。没有路，我们就自己修小道，战士们一个一个用人力把木料运上山，自己加工。我们用工具整修好坑道后，再用木料加固，坑道内每米要打两个框架，靠近洞口上3米距离全打成木料框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每天两顿饭，全靠炊事班运到山上。就这样辛苦地干了两个月后，工程完工，经团领导检查合格，我们才撤回。

除了执行特殊任务外，部队每年都开展大练兵，干部先集中在师团部学习，再组织部队学战术、射击，由于我在军校系统地学习过，所以射击手枪和步枪均取得了优秀成绩。

1958年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主动提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底前全部撤出朝鲜的承诺。

我所在的23军，奉命于1958年3月15日首先从朝鲜撒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要做好向朝鲜人民军移交作战防务、阵地、营房、营具，部队本身的各项撤军准备，行动方案和铁路军运计划等工作。

战士们听说要回国了，人人兴高采烈，大家用彩色石子在山坡上砌出“中朝友谊万岁”等标语，把营房打扫的干干净净，玻璃杯、热水瓶等全留给人民军。我们同人民军来接防的先遣人员一起工作，认真交接，而且还一起联欢，互相签名留念，有的还互赠照片和纪念品。大家在一起跳舞，喝着从国内送来的60度白酒，互诉战斗情谊。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及其他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在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军部驻地看望，隆重举行告别欢送大会为我们送行，而且还给我们赠送了朝鲜政府颁发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纪念。

当我们开始撤离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朝鲜土地时，营房内外站满了前来欢送的人民军官兵及驻地群众，年轻的妇女用头顶着背包，一送几里路，年龄大点的人都流着眼泪，恋恋不舍。走向车站的途中，看到此情此景，我们内心也很感慨。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还常常回现在眼前。（摘录《渭南的抗美援朝》）

张星灿：192师激战临津江盛星辉

张星灿(1915—1988)，陕西渭南县人，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人党，历任红军连指导员、八路军团政治处主仟、华北军区团政委、解放军64军192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任64军192师代政委、政委，率部参加第五次战役，1951年阵地防御作战，1952年巩固阵地作战和朝鲜西海岸反登陆防御战，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抗美援朝前夕，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辖63、64、65军)驻防西北，其中，64军(辖190、191、192师)修筑天(水)宝(鸡)铁路，张星灿任192师代政委。1950年10月，19兵团奉命入朝作战，部队旋即在山东曲阜附近集结。11月，张星灿和何友发师长一起参加了兵团召开的会议，聆听了朱德的讲话。会后，张星灿及时召开了师党委会研究落实措施，要求将《赴朝作战守则》、《遵守政策纪律守则》和《团结守则》印发到班排，组织指战员学习。

1951年2月，64军到达安东，11日，奉命将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4军。17日14时，部队从九连城附近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部队一踏上朝鲜的国土，就见不到一座完整的楼房，一棵挺立的树木，到处是一片废墟。而朝鲜人民不顾敌人的轰炸、扫射，忍受着饥饿和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分昼夜地为部队修桥补路、运输救护，涌现出一幅幅动人场面。张星灿指示部队各级领导以这些“场面”为活教材，请朝鲜群众控诉敌人的暴行，以加深对美帝的仇恨。并联系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激发指战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

64军于3月上旬到达南川店、金川地区。此时，第四次战役正在进行，兵团令部队迅速进入礼成江以东、开城至市边里公路以西、九渊川以南地区布防。3月17日，各师进人布防地区构筑工事。4月6日，19兵团受领了参加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任务，张星灿积极组织战前动员，他与政治部的干部一起深入连队，了解战士们的思想情况，有针对性的做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鼓励大家打好出国第一仗，在第一仗中立功和经受考验。

64军领导决定，全军分成两个梯队，191、192师为第一梯队，190师为第二梯队。首先攻占高浪铺里，夺取临津江桥和石柱院里，攻占弥陀寺敌防御阵地，打开缺口，尔后，全军直插议政府。临津江位于朝鲜中部，宽百米左右，由于受海潮影响江水时深时浅。对岸敌人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以主力防守第一线和纵深诸要点，其炮火可以直接控制江面和江北诸要点及通路，要突破临津江是相当困难的。

4月22日18时30分，64军开始攻击。不久，192师的575团、576团和574团两个营从临津江桥上过江，控制了江南一线阵地与敌激战。

23日黎明，敌大编队机群向第一梯队师所在方向轮番低空轰炸、扫射，敌机投掷的大批凝固汽油弹造成一片火海。敌炮兵集中火力向进攻部队袭击，坦克引导步兵连续反冲击，敌机和地面炮兵火力严密封锁着临津江渡口。此时，191师指挥所虽已过江，但通讯联络不通，192师指挥所还未过江，两个师指挥所的所在地，又遭到敌机连续轰击，军与两个师的联系全部中断。临津江以南五个团缺少统一指挥，被阻于一狭小地区，伤亡很大。军部命令第二梯队的190师投入战斗。

24日黄昏，64军指挥所从石浦徒涉临津江，令191、192师迅速突破，至25日，两个师仍在与敌激烈争夺。敌人鉴于志愿军迂回部队已插向纵深，于25日16时，开始向南撤退，64军各师冒着大雨向汉城方向追击敌人。28日，何友发、张星灿指挥192师574团攻战汉城北侧屏障鹰峰山，与敌展开激战。29日，64军奉命撤至葛谷里地区休整待命。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于5月16日发起，191师及192师之575团向美军两个营四个目标攻击，190师向金谷里出击，在攻战前沿各点后，与敌争夺主阵地，战至22日，歼敌700余人，达到了牵制美军24师、25师之目的。

23日晨，64军主力拟向北转移休整时，敌人以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多路对我实施反扑，我军一度处于被动的局面。张星灿领导政治部，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指战员总结五次战役的经验与教训，教育部队要胜不骄、败不馁，建立起坚韧不拔的斗志和巩固胜利的信心。

摆脱敌人尾追后，“志司”令64军在临津江以北高浪浦里一线抢占要点，阻止敌人进攻。64军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昼夜兼程，向规定地区开进。进入阵地后，何友发、张星灿令全师利用地形和工事，积极组织防御。6月7日，576团六连一排击退英29旅几个连队在飞机及八辆坦克支援下的八次进攻，以后又与敌激战四昼夜，击溃敌连以上兵力进攻13次，歼敌200余人。576团的防御经验被通报全军，有功人员受到传令嘉奖。6月中旬，何友发、张星灿又指挥192师，在高明山、宝光洞地区抗击美三师的进攻，歼敌300余人，守住了阵地。

停战淡判陷入僵局后，敌人发起夏季攻势，企图以战场上的压力去争取谈判中的主动。根据上级指示精神，64军决定，192师进攻占领临津江弯曲部德寺里附近之287.5高地，这里驻守有美国骑一师五团两个加强步兵连。为了加强火力，给192师配备了12门榴弹炮和一个坦克连队。攻击于9月5日12时发起，全歼守敌，俘敌40余名，并击退了敌人的增援。9月6日，在德寺里的进攻战斗中，575团二连连长黄丑和率全连在澄波里阻击临津江以东的援敌，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打退一个团的敌军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的17次冲击，毙伤敌军420多人，完成阻击任务，保证主力全歼德寺里的守敌。张星灿令政治部整理材料上报，后志愿军领导机关为黄丑和记特等功，授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英雄”称号，并荣获朝鲜政府一级国旗勋章。

停战谈判恢复后，战场相对稳定，部队中出现了和平麻痹和急躁速胜的思想。为此，张星灿率机关干部，针对部队存在的各种实际思想，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组织开展群众性的评指挥、评伤亡、评斗志，比伤亡减员、比战斗动作、比代价的“三评三比”活动。通过总结评比，鼓舞了部队斗志，在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基础上，又进行“积极主动歼敌”的战术思想教育，树立起敢打必胜的信心。

1952年5月中旬，64军奉命将防务交给第40军，由一线作战转至沙院里地区集结、休整，并担任西海岸防御任务，直至停战后凯旋回国。

(（摘录《渭南的抗美援朝》）作者为湖南益阳市谢林港中学教师 志愿军战士)

杨柳俊的回忆

我叫杨柳俊，现年82岁，合阳县和家庄镇秦城人，1950年8月参加人民解放军第一汽车学校一大队战士学员。

1951年2月，赴朝鲜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301部队，在第一军二分部13团运输排担任运输工作，曾经参加过1951年马梁山战役和994高地战役，在战斗中，我们排负责晚上运输炮弹，在运输过程中为了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我们都是晚上进行运输白天休息，汽车上插上树枝伪装，敌人晚上发射照明弹查找我们，我们就和运输车就躲在阴暗处，等照明弹燃烧完后就继续前行，把炮弹运输到前线。在马梁山战役我共参加了8天战斗，994高地战役我参加了有半年时间。曾经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三次。

1953年元月在朝鲜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2月赴苏联大使馆中慰问机长，1957年元月由莫斯科回朝鲜301部队，1957年5月复转。（合阳县委党史研究室 赵勇）

我的抗美援朝岁月

我叫和鹏图，生于1927年，现已88岁了。我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醍醐乡（现属寺前镇)和家楼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少年时，经亲朋介绍，我到上海、南京一带学手艺，就是现在人所说的打工，在上海学会了开汽车。

上海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了大量的国民党汽车，需要相当数量的驾驶员。我便去报告参军，经考核审核后，在1949年5月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第三野战军榴炮十一团三连，驻扎在江苏省江阴县黄山营房（紧挨长江）。

我到部队后，根据形势发展，便随部队做入朝准备。可能我们部队是第二次入朝，先期有一定的伤亡，因为我们的口号是“重返朝鲜前线”。

1950年冬，在安东（今丹东）进入朝鲜。入朝是从一个铁桥上过去的。一边是火车路，一边是汽车路，过去后即到了新义州。我驾驶的是淮海战役中缴获国民党的美国汽车，先是能牵引大炮的吉姆希牌，后又驾驶斯迪派克等车。入朝后，部队番号也在不停地变换，如改为39部队、505支队等。

在朝鲜真可谓九死一生。

我们连有十多个炮车，一台车拉一门炮，车为十轮大卡，拉的炮为105榴弹炮。驾驶班随连队统一管理，叫驾驶班，每台车拉的炮为一个炮兵班使用，战士们随车行动，一个炮班有一名班长，12名战士。

刚到朝鲜，由于严冬时节，气温在零下30度以下，有一些不太适应，好的是部队和朝鲜老百姓关系非常融洽，尽管语言不通，但朝鲜老乡帮我们把炕烧的很热，甚至有时连炕上的席子都烧着了，我们感到很温暖。可惜朝鲜的老百姓太穷了，有时我们缝缝补补已不能再穿的鞋子扔掉，他们也拣回去再穿。

朝鲜90%的土地都是山脉，汽车行驶也不是很方便。我们一入朝，就随大部队开展了一到五次战役，志愿军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吃饭困难是常事，多数时候，每人发一条约十厘米粗，八十厘米长的布袋子，里面装着炒面，饥饿时，就一把炒面一把雪，来填肚子。

初到朝鲜，由于制空权由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所控制，我们的汽车白天不能跑，只有靠晚上跑，但敌人的飞机向下丢照明弹，由小降落伞作用，每50米一个，照的跟白天一样，行车很困难。敌人的飞机发现目标后，便从高空俯冲下来，对着行驶的汽车打机关炮，这种机关炮杀伤力很大，从车的尾部箱体射入，穿透钢板，进入驾驶室，或者从侧面射来，打进驾驶室，造成的伤亡很大的。平时敌人的飞机，总是贴着山头的树枝飞行，飞得很低，侦察得很清楚，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英勇的战士作战勇敢，但对敌人的飞机总是没有办法，战士们说：“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若能把敌人的飞机管着，要100个俘虏，我们决不只给99个。”

在朝鲜作战两年多，最初害怕，后来有了经验也知道如何防敌人的飞机。我们部队在行车道路上，每一华里设一个警报点，当敌人的飞机到来时，警报点的战士便打枪警报，司机们听到警报声，立即沿山体、树林进行躲避。晚上行车时，听到警报，关大灯，开小灯，有时灯光全息，慢慢前行。有时上坡，因汽车发动机声音太大，听不见警报枪声，被敌人的机关炮打来，多次在危险中渡过，车辆报废，所幸个人没有受伤。

我们驾驶员都明白，机关炮打在后门上，因是铁制的，留下一排子窟窿，打到马路上，也不怕，但最害怕打到油箱上，而经常有车被打中油箱。美国人除了在公路上用飞机对我们进行轰炸、机关炮射击之外，还嚣张地轰炸我们的大后方，丟燃烧弹，许多车可惜地被烧毁。

但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最可爱的志愿军战士没有被敌人吓到。而是用鲜血和生命确保了“打不断的交通运输线”。部队在遭到敌人的破坏后，迅速补充了一批汽车，主要是苏联生产的吉斯151和嘎斯51汽车，那种嘎斯汽车，拉两吨半，驾驶室都是木头和胶合板做的，随时准备报废。而吉斯151主要用来拉炮，是炮兵部队的牵引车。

在朝鲜期间，有几件事我记忆很深。一是我们部队有一英雄的队伍用机枪打下了敌人一架飞机，这个战士后来改行开车，在我们连。二是美国人并不可怕，他们都怕死。一次，朝鲜人民军几个战士押送几个美国俘虏，正好和我们去同一方向，便打便车，让俘虏上车，他不上，用棍子捅了他一下，他便乖乖地上了车，用松树枝一遮，车便启动了。三是打上甘岭战役时，我的任务是向前方送战士、送炮弹，要经过好几道封锁线，给我配的是一支50式冲锋枪，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完成了任务，保障了后勤的供给。

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了祖国，回到原驻地。

活着就是胜利。 （澄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弥智学）

耿中直的抗美援朝

我叫耿中直，也叫耿平娃。1927年出生于陕西省澄城县赵庄镇俿佃村一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结束后，澄城游击支队的薛印合（又叫薛仲舒）在赵庄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我受影响，随薛印合参加了澄城游击队。澄城解放后，我们澄城游击队同合阳、韩城、黄龙等县的游击队合并归西北军区，组成西北军区22团。后来，又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我所在的部队是西北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三团二营机炮连。

抗美援朝时期，大约是1951年后季，我们赴朝鲜作战，部队番号没有变化。部队从安东（今丹东）进入朝鲜，记得通过入朝之间的大桥时，地下有很厚的雪，河里的水也结成冰，冰层厚度在一尺以上，由于过桥的车马很多，很多人在冰面上行走，我很不幸，因冰面破裂，跌入水中，水没过脖子。出水后，全身衣服都湿透了，零下30度的温度，使衣服冻成块，多亏朝鲜的老乡对志愿军很好，我住在他们温暖的房子里，衣服上的水流了一地。女老乡亲切地称我们“东木（同志的意思）”。帮我们做饭，我总算在入朝第一天安全渡过。

入朝前，我们部队驻扎在青海，我在那里入了党，任班长，喂过马、扛过机关枪、当过炊事员。入朝时有个别战士不想去，我劝他们说，可不敢胡说，作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不能动乱军心。

进入朝鲜后，我们部队一直处在一线，我配有一把冲锋枪，同时还为营里面的首长做饭。记得炒好菜后，将水倒进锅里，等锅烧开后，再将面条下进去，这样的连锅面首长们最爱吃。

我1951年入朝，1956年后季回国，在朝鲜待了五年时间，由于岁月太久，许多人和事都记不清楚了。

记得有一次，电话班的副班长要过一个峡口，因敌人经常打炮，我们都很注意隐蔽。而这次副班长刚到峡口，我听到一阵家拍簸箕的声音，赶紧大喊：炮来了。但副班长来不及隐蔽，胸前和背后都受了伤。我和其他几个战士背起副班长向医疗队跑去。正跑着感到副班长身体一沉，我心想：坏了，副班长牺牲了。到医疗队后，医生让战士们对副班长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其他人不敢，我便上前去做，可气从副班长肋下出来，可见，他真的牺牲了。

还有一次，二营教导员指挥一个排的战士去和敌人作战。美国兵的大炮比我们提前二分钟开炮，压制了我方的火力，整个作战的一个排战士，只有二人幸存，其他同志都壮烈地牺牲了。

我们营的副营长一次去执行任务，看到树上挂着一个降落伞，他认为伞布可以擦枪，便上去扯降落伞，谁知敌人在降落伞的下方挂了一颗地雷，副营长触雷身亡，只剩下一条完整的胳膊。

我们志愿军与朝鲜百姓关系很好，部队入朝前进行了简单的朝鲜语培训，交流时汉语、朝语混用。因为咱们对朝鲜的百姓很好。当然，也有个别人违纪军纪，部队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有一个战士为了早日回国，竟然对着自己的手腕部开枪，被医生发觉。

可恨的美国兵，利用飞机优势对我们威胁很大，他们的飞机贴着山头飞，贴着树梢飞，机关炮威力很大。他们还对志愿军战士投毒弹，在钞票上染有细菌，一旦有人拾起他们投下的钞票或日常用品，就会被细菌感染。

我们部队最后是在三八线附近与敌人对峙了三个月，我们占领的山头叫马良山，敌人占领的山头叫高望山。敌我相对距离五公里左右，步行距离也就十多公里。在这一段时间里，大约有12天时间部队没有生火做饭，战士们吃炒面，吃做的馍。从马良山向高望山挖了一条可以容纳一万多人的大隧道，准备从隧道出击，攻向高望山上的美国少爷兵，把他们赶进太平洋。部队出发前，每个战士静静地坐在猫耳洞工事和坑道里，双脚交叉着护住枪托，双手紧握冲锋枪枪管，等待命令，随时出击。过了较长时间，上级来命令说出击任务取消，战士们都不相信，丝毫没有撤出战斗的思想准备。首长们静静地走到战士们面前，将他们的双手从枪上慢慢拿开，把枪缓缓从战士们双腿之间抽出，放在战士身边。使高度紧张的战友们一点一点地冷静下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是板门店谈判后的结果。美国鬼子终于在我们志愿军的铁拳下承认失败。

在朝鲜作战期间，我的脖子左边也曾受伤，只擦破皮，伤口不太深，没有伤到神经线，也没有伤到血管。后来部队还为我评了残。

战争结束后，因国内困难，三个富裕中农养活一个兵，我们便返回祖国。我回到故乡澄城务农。我的战友们部分去了开封，部分到内蒙一带垦边。（澄城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弥智学）

志愿军战士耿中直在接受采访